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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報:烏克蘭事態發展與一戰初期驚人地相似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8月5日,在英國倫敦著名景點倫敦塔,(從左至右)凱特王妃、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走在陶瓷製成的罌粟花海中。當日,888246朵用陶瓷製作的深紅色罌粟花從倫敦塔的窗口傾瀉出來,倫敦塔下的草坪上就像被鮮血染紅了一般,以此紀念為英國戰死的888246名戰士。2014年8月4日是一戰爆發100周年紀念日,世界各國舉辦了一系列活動。   參考消息網8月8日報道 西班牙《世界報》8月3日發表了題為《世界大戰對今天的借鑒》(作者 費利佩·薩阿貢)的文章,稱如果每場戰爭都能提供一些有助於避免新戰爭的教訓,那麼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提供的經驗教訓可以說是又豐富又多樣,而且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代人都會根據自己的規則、價值觀和經驗加以吸收,最終混合成為歷史記載的基礎。   引發戰爭因素多種多樣   簡言之,無論政府和民眾的分歧有多少,有多嚴重,在導致衝突的決定性因素中,有兩個因素的重要性是始終高於其他因素的,一是人的因素(領導人),另一個就是在每場重大危機中最終點燃火藥桶的不可預見的因素或火花。1914年引發戰爭的是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遇刺的薩拉熱窩事件。本世紀主要戰爭的導火索是“9·11”恐怖襲擊。   幾乎在所有軍事衝突中,非物質因素的重要性都高於物質因素。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例,暴力民族主義,相互之間的恐懼心理,經濟、社會、工業、技術、人口和貿易等領域內的革命,恐怖主義、無政府主義和空想,半個世紀和平之後的危機意識喪失,不惜一切代價捍衛榮譽與特權,為之前的戰爭中所受屈辱復仇,不信任、縱容、無知,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思潮的盛行決定了衝突的發生和強者的勝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這就促使大國中的強者得出這樣一個可悲的結論:既然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最好是先發制人。   而歷史的真相總是相對的,也是複雜的,因為每個變量對每個參戰國和中立國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沒落中的超級大國(法國和英國)受到恐懼感和優越感的影響,新興大國(日本和德國)感受到的是野心,遭遇過失敗並尋求復仇的俄國與法國報複心十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等遭到削弱的帝國則為榮譽和生存而戰。   英裔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認為,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思想、偏見、機構和衝突”,而是決定“就這麼辦,我們發動戰爭吧”或者“不,我們不能停下來”的少數人。   她說:“在今天看來,歐洲和全世界的悲劇在於,1914年的關鍵角色當中沒有一個是足夠偉大並具有足夠想象力,或有足夠勇氣去抵制推向戰爭的壓力的領導人。”   大國並未吸取一戰教訓   從一個國際體系向另一個國際體系的過渡總是最危險的過程。目前歷史的鐘擺加快了擺動速度,拒絕喪失影響力或霸權的大國之間發生衝突的風險加大了,就像一個世紀前的英國和德國等要求登上權力巔峰的新興大國之間的衝突一樣。   很多人觀察到了新中國與今天的美國之間,以及21世紀日漸衰落的歐洲與致力於恢復影響力的俄羅斯等新興大國之間日益加劇的緊張關係。   很多研究人員從俄國1908年戰敗和法國1871年戰敗之後的屈辱和報仇欲望中,看到了西方似乎在蘇聯解體後並沒有吸取的另一個經驗教訓。俄羅斯從歐盟和北約的持續東擴中感受到的不是尊重和中立,而是威脅、騷擾和不履行承諾。   今年4月1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歐洲議會上發表講話,強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的兩個主要教訓。   首先,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天的歐盟正在通過保持和加強民族認同感的方式提供避免民族主義負面效應的途徑。換句話說,更多的歐洲和更少的民族主義情緒將使我們遠離新的戰爭。   另一方面,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反映出有必要設立適當的外交機制來推動對國際法和法治國家的尊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也沒有建立起這樣的機制,即強有力的、獨立的、有能力保障歐洲人和平與安全的機制。在全球化時代,歐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加強這樣的機制。   在克裡姆林宮看來,戰勝國通過《巴黎和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所做的事和歐盟與北約試圖對克裡米亞所做的事沒太大區別。   1月份以來烏克蘭的事態發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驚人地相似,但在這面鏡子中,每個人只看到他想看到的東西。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俄總統普京出席一戰紀念碑揭幕儀式   【延伸閱讀】   哈佛教授:一戰百年,戰爭幽靈再次浮現   2014-08-07 18:01:00   參考消息網8月7日報道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8月1日發表了題為《戰爭:在歷史的陰影中》的文章,作者為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   文章寫道,1914年8月的炮火以震耳欲聾的巨響結束了歐洲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至今已經一個世紀過去了。這樣的災難是否會在我們這個時代重演?   形勢與1914年極為相似   馬航MH17客機在烏克蘭東部上空被擊落後發生的事件與奧地利斐迪南大公1914年6月被刺後的形勢極為相似。現在如同當初一樣,危機始於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行為。現在如同當初一樣,俄羅斯支持麻煩製造者。就連荷蘭政府提出進入有不少荷蘭人遇難的事故現場都讓人想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的最後通牒。現在如同當初一樣,東歐一個看似無足輕重的地區的所有權問題引發了爭議。1914年是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它曾是奧斯曼帝國的一個省,1908年被奧匈帝國吞併,後來成為南斯拉夫王國的一部分。如今,俄羅斯不僅吞併了克裡米亞,而且烏克蘭可能還將失去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在這兩個地方,親俄的分離主義分子宣佈成立了獨立的“人民共和國”。   而且,現在如同當初一樣,危機在不斷升級。早在MH17客機被擊落之前,華盛頓就加強了對俄羅斯的製裁。近日,美國和歐盟都採取了新舉措,不是製裁個人和具體企業,而是對俄羅斯整體經濟實施了製裁。經濟壓力越大,普京總統就越走投無路。事實上,西方現在是迫使他在投降(放棄支持分離主義分子)與升級(確保他們不會被基輔政府的軍隊鎮壓)之間加以選擇。對於普京這樣的人來說,第一個選項並不存在。因此,2014年7月的危機看起來充滿了不祥之兆。至少,指望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和平融入以自由市場和民主為基礎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經化為泡影。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起初只是烏克蘭東部並不嚴重的地方問題,接下來可能會爆發成為更大規模的歐洲控制權之爭。   戰爭總是出乎人們意料   有些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在於20世紀初歐洲的種種痼疾,比如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秘密外交。在他們看來,當前危機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現代歐洲人摒棄了帝國主義,幾乎解除了全部武裝,對民族主義感到尷尬,通過推特而不是秘密電報開展外交。   更得意的是堅持把一戰責任全部推給德國的人。當今的德國人更在乎贏得世界杯冠軍,而不是在世界大戰中落敗。幾乎從各個方面看,德國總理默克爾都與威廉二世截然相反:女性、民選產生、謹小慎微。   不過,我們必須以謹慎態度看待歷史學家在過去100年間編纂的敘述。無論歸咎於種種“主義”還是德國人,一戰的大多數學術解釋都存在一個根本缺陷。他們認定的深層原因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當時的人們所忽視——這場戰爭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只有極少數人除外。   1914年初,《紐約時報》期待著“德國、法國和英國在巴爾幹問題上繼續改善關係”。該報還說,英國面對德國方向的陰雲似乎正在消散。   1914年,消息最靈通的人士包括倫敦的銀行業者。一旦爆發世界大戰,他們必定會損失慘重。然而,作為當時最有權勢的金融王朝,羅特席爾德家族的信件表明,他們幾乎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場災難的規模。正如《經濟學家》雜誌報道的那樣,直到7月31日,也就是戰事爆發時,金融界才“在一瞬間……”瞭解到“戰爭的含義”。   現有機制無法阻止戰爭   文章寫道,這不僅應該讓歷史學家反思。如果重大歷史事件的起因微小得讓當時的人們註意不到,那麼當前是否有可能也在醞釀一場規模相當的危機?我們的7月危機究竟有什麼不同?是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嗎?恐怕不是:由於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所以該機構在烏克蘭問題上陷入了停滯狀態。是因為我們現在有了歐盟嗎?當然,這消除了任何西歐國家公然支持俄羅斯(就像法國和英國1914年所做的那樣)的風險,但並未能阻止從俄羅斯進口大量能源的歐盟成員國拼命阻撓加大製裁力度。   全球化在化解國際衝突方面的作用如何?很遺憾,我們在100年前也可以提出同樣的觀點。極高的經濟相互依存性並不總能防止國家間爆發戰爭。   經常有人告訴我,核武器的存在降低了我們這個時代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但是,即便真是如此,在這個問題上也未必適用。在考慮製裁措施時,歐洲領導人絲毫沒有想到俄羅斯在導彈和核彈頭方面的巨大優勢。   文章說,烏克蘭危機的根本不對稱性在於,克裡姆林宮能夠並且願意動用軍隊;歐洲人(就這一點而言,還有美國人)卻只想實施經濟製裁。   決策誤判將致嚴重後果   不過,還可以通過另一種更準確的方式來解釋1914年與2014年的不同——也就是承認100年前發生的事情本身就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災難,是因為一連串的外交和軍事誤判才發生的。要證明這一點,可以利用電腦模擬來重現1914年危機。由於有了採用先進技術的戰略游戲《創造歷史:偉大戰爭大戰》,我們如今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如同馬齊·萊恩早先的《世界大戰》游戲(玩家可以重演二戰中的事件)一樣,這個游戲表明決策者並未掌控重要的客觀因素,但卻可以做出重要的戰略選擇。完全有可能數次重演1914年6月的危機,最終卻不會引發世界大戰。   文章說,歷史的真正教訓在於,只有當決策者犯下一連串愚蠢錯誤時,圍繞一塊三流東歐國家土地爆發的相對小規模危機才會引發全球衝突。   按照現在的情形,作者稱實施製裁使得普京總統別無選擇,只能放棄或開戰,這就是個愚蠢的錯誤。   當我們紀念一戰爆發時,任何人都不要聽信古老但固執的謊言,也就是他們的“犧牲”是必需和高尚的。相反,對這場戰爭最準確的理解是,它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   【延伸閱讀】   一戰暴發戶:日本經濟在戰爭中的角色   2014-08-06 16:30:10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從債務國搖身一變為債權國,且手握28億日元的他國債務。日本更有底氣與實力提振軍事裝備。圖為1918年,日軍出兵西伯利亞的宣傳畫。   武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   日本明治維新後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它的起點是很低的。德川幕府末期與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日本連最起碼的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都成了問題,更遑論國際地位和競爭力。為了儘快甩掉不平等條約,實現與歐美強國為伍的目標,日本選擇了武力擴張。它認為武力擴張是彌補其經濟發展先天不足的最好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日本繼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武力擴張的第三場大仗。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趁火打劫的好機會。日本統治集團企圖緊緊抓住這次機會,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益。   一舉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   戰爭期間,日本以武力為背景,不但對中國領土進行直接的軍事占領,而且在經濟上也大大加快了對華擴張的步子。它通過給中國的反動政權提供龐大的交通、通訊、森林、礦山開發等借款方式,迅速擴大在華投資,同時趁歐美等國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之機,大幅度增加其在中國市場的貿易額。   從1916年到1919年日本對華出口增加了159.6%,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占比從1913年的23%增加到1918年的43.5%。對華投資額由戰前的第四位一舉擴大到與占首位的英國不相上下。   一戰給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帶來了驚人的變化。最明顯的是,一戰後,日本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914年農業在各部門生產額中所占比例為45.1%,工業為44.5%,而1918年工業上升到56.8%,農業則下降到35.1%。   在金融方面,一戰前日本是一個債務國,負債達12億日元。它並不具備從經濟需要出發進行資本輸出的實力,相反它本身還是一個外資輸入國。參加辛亥革命後的六國借款團時,日本認領1913年中華民國政府的巨額善後借款,所需資金全部是靠在歐洲發行公債,然後再轉手從政治軍事目的出發,強行對華資本輸出。這不僅反映了日本資本輸出的特點,也說明瞭一戰前日本的金融狀況。一戰後,日本一變成為擁有28億日元的債權國。包括英法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都欠有日本的戰債。日本的黃金儲備1914年為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過20億日元。   在貿易方面,1914年日本的進出口總額均不足6億日元,總計不足12億日元,而1919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42.7億多日元。1915年至1918年四年間的貿易順差就達到14億日元。從1915年到1918年,日本對歐洲的出口額增加60%,對亞洲增加125%,對南美增加629%,對非洲增加1002%。日本商船總噸數1913年為230多萬噸,1919年增加到410多萬噸。   在產業方面,工業生產總額由1914年的13.71億日元增加到1919年的67.37億日元,增加率為391%。   由於戰時對海運業的需求驟增,造船工業的發展尤為迅速,1919年造船量達63萬噸,是戰前的7倍半。   在軍事方面,一次大戰後日本已躍升為僅次於英國和美國的世界五大海軍強國之一。不僅如此,在對中國和遠東的角逐中,日本所處的戰略地位甚至要優於美國。日本除了在臺灣、琉球設有海軍基地,在庫頁島、千島群島設有軍事據點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攫取的原德國殖民地馬裡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建立了軍事要塞,從而它可以指揮自如地調度自己的艦隊,在整個太平洋海域與美國對抗。   軍費擴張引起列強警覺   一戰使日本在列強爭霸的國際格局中坐到了前排,成為暴發戶。同時也進一步刺激了它的胃口,使它堅信武力擴張是稱霸東洋、後來居上的最好手段。一戰後,日本開始推行龐大的海軍軍備擴張計劃,決定再建造14艘主力戰艦。1920年日本直接軍費已經占到國民支出的46.8%。日本的目標是建立海軍強國和世界政治上的一等國。   日本的擴張勢頭和它無限增大的胃口,引起了列強的警覺和抵制,特別是日美之間的矛盾急劇升級。在中國問題上,日本與美國的立場有著巨大的差異,甚至是完全對立。美國不承認日本的獨霸性擴張,堅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認為中國對美國同樣重要。戰後,美國憑藉其資本主義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實力開始了反擊。1921年8月,美國政府正式邀請日本政府參加華盛頓會議,討論裁軍和遠東問題。   美國通過華盛頓會議,達到了三個目的,其一是通過海軍裁軍條約,遏制了日本迅猛增長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其二是通過《四國條約》,摧毀了日本武力擴張的最大支柱——日英同盟;其三是通過《九國公約》,重申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否認了日本在中國的所謂特殊地位。   在列強的聯合進攻面前,日本選擇了讓步,退出了一戰期間攫取的大部分在華權益,並按照條約規定開始裁減陸海軍。但是對美國的仇恨與新的戰爭準備也同時開始了。   經濟危機催生另一場侵略戰爭   1928年6月,日本內閣召開了東方會議,拉開了對華盛頓體系正面挑戰的序幕。會議從是年6月27日到7月7日,開了整整10天,專門研究圍繞中國問題的國內外形勢演變及日本的對策。會議確定的《對華政策綱要》,與華盛頓體系精神大唱反調,《綱要》不贊同《九國公約》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而是堅持排他性的日本在華特殊地位與特殊權益論。明確宣告,中國特別是東三省地區,對日本具有重大的利害關係,如果有動亂波及這一地區,損害了日本的特殊利益,不論來自何方,都要堅決予以制止。東方會議形成的《綱要》成為日本以後對華政策事實上的指導方針。   而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成為日本再次挑起戰爭的導火線。   這場危機徹底改變了一戰後形成的世界經濟秩序,也改變了日本賴以生存的國際經濟環境。日本一戰後首要的海外市場美國在經濟危機打擊下購買力急劇下降,使日美貿易形勢不斷惡化。特別是日美生絲貿易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使日本失去了一條最大的出口換匯渠道。由於生絲在日本經濟運轉中的杠桿作用遭到破壞,“出口生絲-購進原棉-出口棉製品-購進重工業、化學工業產品”這一日本經濟的運行鏈條從根本上被切斷。在這裡,中國問題的重要性被格外突出出來。   日本統治集團認為,要想擺脫危機,必須從根本上實現日本工業對歐美列強的完全獨立,為此,必須找到一個穩定可靠的替代市場,以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的出路問題。這個替代市場只能是中國。日本把中國,特別是中國東北的地位和作用,抬到了對日本生死攸關的高度,提出了所謂“滿蒙是我國的生命線”的口號。   另外,日本也清楚地認識到,隨著對中國侵略和掠奪的不斷升級,與美國的矛盾將進一步激化,對美戰爭將不可避免。1931年3月,日本關東軍參謀板垣徵四郎在分析日本若採取行動可能引起的國際反應時說:“如若太平洋颳起風暴,必定因中國問題而起,如若有誰對帝國解決滿蒙問題出面干涉,必定是美國無疑”。不過,日美經濟關係的破壞也使日本減少了對美開戰的顧慮,從而進一步堅定了對美戰爭的決心。   直到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打響了摧毀華盛頓體系的第一槍。   【延伸閱讀】   外媒:歐洲政要齊聚一戰百年紀念儀式   2014-08-06 10:46:00      點擊圖片進入下一頁   8月4日,一戰爆發一百周年紀念儀式在比利時列日市的一戰紀念館前舉行。   參考消息網8月6日報道 外媒稱,一百年前的8月4日,德國軍隊入侵比利時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如今,歐洲國家領導人聚集在比利時列日紀念一戰,並呼籲“從過去吸取教訓”。   法新社8月4日稱,比利時國王菲利普表示:“和平的歐洲、統一的歐洲、民主的歐洲。這是我們的先輩所嚮往的。如今我們已經擁有。對此,我們要珍惜,並繼續改善。”   法國總統奧朗德強調說:“我們不能僅是和平的守護者、回憶的喚起者……在我們面前的還有責任。”   作為英國和英聯邦代表的威廉王子則表示:“烏克蘭事件讓我們看到動蕩繼續在這片大陸擴散。”   德國總統高克表態說要從過去“吸取痛苦和可怕的教訓”。他還稱贊說:“如今的歐洲,強權法則已經讓位給了法律原則。”   83個同一戰有關的國家被邀請參加這一紀念活動,10餘個國家的元首作為代表出席。這也是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的首次出訪。   列日的堡壘和駐軍曾抵擋德軍攻勢數天。德國炮兵部隊最後不得不首次動用著名的“大貝爾塔”榴彈炮。8月16日列日淪陷,但抵抗活動仍阻止了部分德軍前進。德軍用殺戮報複抵抗,約6500名平民遇害。   據英國廣播公司網站8月4日報道,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的一部分,英國各地在4日22時到23時熄燈,因為晚上23時恰恰是英國百年前的那一天對德宣戰的時間點。   這個紀念活動的靈感來自一戰爆發時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話。當時他說:“全歐洲的燈光都會熄滅,我們在有生之年不會再看到燈光燃起。”   8月4日早些時候,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和首相卡梅倫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參加了一戰紀念儀式,而威廉王子和夫人則在比利時列日與各國領袖共同參加了紀念活動。1914年8月4日,德國入侵比利時,英國對德宣戰。   在蘇格蘭,查爾斯王子、卡梅倫首相和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薩蒙德在格拉斯哥大教堂參加了紀念儀式。   在英格蘭東南部的肯特郡,哈里王子為一座紀念碑揭幕。這座拱門形的建築位於福克斯通。在一戰期間,英國士兵從這裡走向港口,乘船前往法國戰場。   在倫敦塔,888246朵陶瓷做的虞美人花被擺放在乾涸的護城河道上,以紀念一戰中為保衛英國及其殖民地而犧牲的每一名戰士。  (原標題:西報:烏克蘭事態發展與一戰初期驚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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